中科院研究员称转基因不会停,还需多做实验检

日期:2019-10-06编辑作者:蔬菜种植

编者按:央视《新闻调查》“追查转基因大米”节目播出后,湖北省即开始铲除农民种植的转基因水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饶毅对此感慨说:应该拍电影,与十九世纪扒铁路媲美:没有录像,后世不会相信有这么愚昧的政府官员。

为何不信任转基因

◆本报记者龚菁琦

4月11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来长沙讲座,在推广其生态农业理念之余,被问得最多的还是转基因问题。 转基因的争议由来已久,蒋高明回忆,2004年《南方周末》一篇关于转基因的报道,拉开中国专家的转基因论战序幕。 今年1月,方舟子和崔永元的转基因论战升级,方舟子以名誉纠纷的名义向法院起诉崔永元。在这之前的2013年,发生过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的事件,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农业部也在其官方网站上驳斥吃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绝育”、“致癌”的不实言论;另一方面,2013年甘肃张掖市成为全国第一个明令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地级市;而为更显着地与非转基因食品区分开来,甘肃省规定超市要设立转基因食品专柜。 眼下,“挺转”与“反转”均有各方力量参与其中,使得转基因食品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作为中科院植物所的专家,因为专业身份和供职单位的权威性,蒋高明因质疑转基因的鲜明态度而备受关注。 呼吁转基因应用更透明 湘声报:直白一点说,转基因是项什么? 蒋高明:拿抗害虫的转基因棉花来说,操作过程是,把使害虫胃穿孔的基因片段,植入棉花作物中,棉花长大后,虫子吃它,胃就会穿孔。学术说法是,将基因片段转入特定生物,基因重组后,该生物获得特定的遗传性状。抗虫或抗除草剂,是现在国内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特征。 湘声报:老百姓担心“被”摄入转基因食物,媒体也报道海南、湖北等地陆续查获非法转基因农作物。转基因技术在国内外运用情况到底如何? 蒋高明:1996年在美国,转基因技术开始用于生产。国内陆续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有棉花、西红柿、木瓜、菜椒。我国很早就种植转基因棉花,转基因作物面积是世界第六。虽商业化的品种不多,但是作为科研,转基因覆盖很广。现涉及100多个物种,200多个基因。花生、水稻甚至药材、动物,大小食物品种都涉及了。 但我国法律规定主粮不能转基因化。即便如此,利益驱动下非法种植很多,海南去年查处3起种植转基因玉米、棉花。 进口的转基因作物有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等,目前有20多个国家允许种植转基因作物,如美国、巴西、印度等。 湘声报:哪些是转基因食品,消费者无法分辨。有专家呼吁转基因应用要更透明。 蒋高明:很多人问我,转基因食品会不会致癌,危害是什么。国家对转基因的科普太少,导致民众恐慌。在我国,转基因的标注,大豆油类的产品做得比较好,但下游产品如豆瓣酱这些便无从辨析。标注时普遍字体很小,相反,非转基因的字样写得很大。甘肃省规定超市设转基因食品专柜,我认为很好,消费者可以选择吃或不吃转基因产品。 湘声报:与健康相关的转基因数据中,你最希望公开哪些? 蒋高明:作物的草甘膦含量我最关注。植入抗除草剂基因的作物,在农民喷除草剂时,该作物不死,杂草会死,作物中存在一定的除草剂含量。 之前我国有个标准,其含量不能超过1PPM。有媒体报道,阿根廷一些农作物早查出超过这个标准。据我所知现在政策监管有所弱化,越来越少人提到含量的问题,这使得进口的转基因食品风险很大。我们有必要呼吁,公布转基因食品的除草剂含量。这个数值和健康密切相关。 此外,抱着科学严谨的态度,证明转基因食品无害的实验也要透明化,才能真正让公众信任。比如,实验是谁做的,做了多久,喂给谁吃,用的哪种转基因食物等等。政府每批准一项进口转基因食品,其安全性的实验数据和认证的标准都要公开。进口的产品,用到何处也需公示。 湘声报:不能否认,抗虫和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技术可让作物少打农药。 蒋高明:前期也许是少打了农药,但是在后期,很可能导致超级害虫或超级杂草的出现,农药也会用得更多。如今的抗虫转基因技术,主要是杀死棉花的棉铃虫。但物种都有适应能力和逃离能力。一旦第一批害虫被杀死,会把遗传信息留给下一代而产生抗体,或直接逃到其他农作物上。如今棉铃虫出现在桃树和玉米地里就是证明。 美国科学家最近发现,当抗虫玉米杀死98%的根虫时,剩下的2%将会变成超级害虫,抵抗能力高于一般害虫,需更多的农药才能杀死。 此外,抗除草剂的作物农药会打更多。除草剂同时喷到农作物和杂草身上,杂草死了,农作物吸收除草剂活了下来,同样在农药的使用上是有增无减。转基因的研发速度永远赶不上生物物种进化和逃离。 还需多做实验检验安全性 湘声报:反对转基因的阵列中,有反转基因技术商业化,有反转基因技术本身,你反对的是什么? 蒋高明:作为生态农业学者,我关注更多的是转基因改变生命结构后的连锁反应、食物链的潜在风险、转基因的污染问题和清除的途径。 对于转基因技术我并不反对,它体现的是国家的科技水平。但是把转基因技术商业化,变成大规模生产我反对,因为这需要更多实验检验其安全性。 湘声报:商业化的转基因品种在生产前,都有大量实验证明其安全性。有专家证明,植入的抗虫基因只是一个蛋白质,并无毒性。且该基因只对碱性胃液的虫胃有穿孔作用,人体胃液是酸性,并无伤害。 蒋高明:我认为这只是个理论推导,不是科学论证。他们的逻辑是,这个是无毒的,所以吃进人体也无毒。但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不能简单推断,需要长期实验证明。 “反式脂肪酸”——100年前西方的发明,能让食物更美味、且更易保存的氢化植物油,其中含反式脂肪酸。直到80年后,才有学者证明反式脂肪酸有引发心血管疾病风险。到本世纪初,各国都陆续将反式脂肪酸踢出食物链。包括着名的“三聚氰胺”,曾也被证明是无毒的,但实践证明对婴幼儿身体有很大影响。 湘声报:有无实验证实转基因食品有害? 蒋高明:科学杂志《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曾发表法国卡昂大学实验室对小白鼠所做的转基因食品实验。结果表明,小白鼠只食用美国生产的转基因NK603型玉米,两年后增加了肿瘤生长的机率,雌性小白鼠患上乳腺瘤,雄性小白鼠发生肝出血、肾病等症状,从而降低了小白鼠的寿命。后来法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建议书,申请停止在欧洲种植该转基因玉米。 虽然实验只证明了其中一种有害,但说明了一个问题,实验要做长久。如果有人不服,可以推翻重做。要用科学论证的方式来说话,而不是理论推导。 湘声报:有专家称美国人吃了20年转基因食品都没有出现事故,并且在2013年,享有崇高荣誉的“世界粮食奖”颁给了孟山都公司。 蒋高明:颁奖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们不便置词。但是美国人吃了20年转基因食品,这个说法不正确。崔永元的纪录片中记录,美国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转基因食品,也有人在抗议生产转基因食品。美国越来越多的食品公司开始生产非转基因食品,贴上“非转基因”或“不含转基因成分”的标签。在美国,大家有选择吃或者不吃的权利。 科学真理不怕质疑 湘声报:转基因农业和传统生态农业的区别是什么? 蒋高明:两者完全不同。转基因技术依靠的是基因的交流,非常微观。转基因作物没有繁殖能力,需要向种子公司购买专门的种子,且农作物产量不算高,主要是能减少人工除虫或除草成本,使得有规模化生产的优势。而生态农业中,物种并没有改造,都是自我繁殖,利用物种之间的天敌进行生态循环,比较宏观。虽然所需人力较多,但却是一种环保可持续的农业模式。 湘声报:“挺转派”常提到一个事实,90年代我国开始引进转基因棉花,如今棉花市场90%是国产转基因品种。相反,一直未允许种植的转基因大豆,在2001年加入WTO后,国内市场被美国转基因大豆侵蚀。他们用“棉花之胜”和“大豆之殇”来证明反转基因只会拖农业产业化的后腿。你认可吗? 蒋高明:说到“棉花之胜”,我并不赞成。转基因棉退化的事件常见诸报端,其产量和质量连年下降。棉铃虫被基本控制后,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等刺吸式小害虫集中大爆发,用药量猛增。我的观点是,关于产业化,是经济手段的问题,不要以此来否定品种。用生态手段同样能种出优质量高的作物。 湘声报:生态农业要投入大量劳动力,这和市场化、规模化经济是否相悖? 蒋高明:转基因大豆能占据国内大部分市场,很大原因是WTO的规则导致。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大豆可进入中国市场。市场上一边是成本高的传统大豆,一边是廉价的转基因大豆,商家当然会选择便宜的。这是为什么传统大豆会失利的原因,并不是品种不好。相反,要振兴国内大豆市场,政府一方面要严格进口标准,另一方面要提高传统豆农的积极性,做相应的补贴。 此外,走市场化规模经济,并不只有转基因技术一条路可走。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崇尚精耕细作,这是我们的优势。没必要追求规模化而放弃优势。 湘声报:方舟子对崔永元的诉讼也在今年立案,转基因论战还在继续,你觉得两派有和解的可能吗? 蒋高明:只有在能证明转基因绝对安全时,才有可能和解。但争议的本身就足够能说明问题,国内外专家都拿不准的事,你敢吃吗?谨慎点有错吗?科学真理是不怕质疑的。

转基因是科学和技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中国“反转”一线故事

图片 1蒋高明

但是,少数华人偏执者通过造谣、传谣,将科学技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影响和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重新上演了反科学的闹剧。

当这些在科学界拥有话语权的转基因支持者们终于走进聚灯光下的时候,四下环顾,已经满是在超市中搜寻非转基因标识食品的民众了

4月11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来长沙讲座,在推广其生态农业理念之余,被问得最多的还是转基因问题。 转基因的争议由来已久,蒋高明回忆,2004年《南方周末》一篇关于转基因的报道,拉开中国专家的转基因论战序幕。 今年1月,方舟子和崔永元的转基因论战升级,方舟子以名誉纠纷的名义向法院起诉崔永元。在这之前的2013年,发生过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的事件,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农业部也在其官方网站上驳斥吃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绝育”、“致癌”的不实言论;另一方面,2013年甘肃张掖市成为全国第一个明令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地级市;而为更显著地与非转基因食品区分开来,甘肃省规定超市要设立转基因食品专柜。 眼下,“挺转”与“反转”均有各方力量参与其中,使得转基因食品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作为中科院植物所的专家,因为专业身份和供职单位的权威性,蒋高明因质疑转基因的鲜明态度而备受关注。 呼吁转基因应用更透明 湘声报:直白一点说,转基因是项什么技术? 蒋高明:拿抗害虫的转基因棉花来说,操作过程是,把使害虫胃穿孔的基因片段,植入棉花作物中,棉花长大后,虫子吃它,胃就会穿孔。学术说法是,将基因片段转入特定生物,基因重组后,该生物获得特定的遗传性状。抗虫或抗除草剂,是现在国内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特征。 湘声报:老百姓担心“被”摄入转基因食物,媒体也报道海南、湖北等地陆续查获非法转基因农作物。转基因技术在国内外运用情况到底如何? 蒋高明:1996年在美国,转基因技术开始用于生产。国内陆续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有棉花、西红柿、木瓜、菜椒。我国很早就种植转基因棉花,转基因作物面积是世界第六。虽商业化的品种不多,但是作为科研,转基因覆盖很广。现涉及100多个物种,200多个基因。花生、水稻甚至药材、动物,大小食物品种都涉及了。 但我国法律规定主粮不能转基因化。即便如此,利益驱动下非法种植很多,海南去年查处3起种植转基因玉米、棉花。 进口的转基因作物有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等,目前有20多个国家允许种植转基因作物,如美国、巴西、印度等。 湘声报:哪些是转基因食品,消费者无法分辨。有专家呼吁转基因应用要更透明。 蒋高明:很多人问我,转基因食品会不会致癌,危害是什么。国家对转基因的科普太少,导致民众恐慌。在我国,转基因的标注,大豆油类的产品做得比较好,但下游产品如豆瓣酱这些便无从辨析。标注时普遍字体很小,相反,非转基因的字样写得很大。甘肃省规定超市设转基因食品专柜,我认为很好,消费者可以选择吃或不吃转基因产品。 湘声报:与健康相关的转基因数据中,你最希望公开哪些? 蒋高明:作物的草甘膦含量我最关注。植入抗除草剂基因的作物,在农民喷除草剂时,该作物不死,杂草会死,作物中存在一定的除草剂含量。 之前我国有个标准,其含量不能超过1PPM。有媒体报道,阿根廷一些农作物早查出超过这个标准。据我所知现在政策监管有所弱化,越来越少人提到含量的问题,这使得进口的转基因食品风险很大。我们有必要呼吁,公布转基因食品的除草剂含量。这个数值和健康密切相关。 此外,抱着科学严谨的态度,证明转基因食品无害的实验也要透明化,才能真正让公众信任。比如,实验是谁做的,做了多久,喂给谁吃,用的哪种转基因食物等等。政府每批准一项进口转基因食品,其安全性的实验数据和认证的标准都要公开。进口的产品,用到何处也需公示。 湘声报:不能否认,抗虫和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技术可让作物少打农药。 蒋高明:前期也许是少打了农药,但是在后期,很可能导致超级害虫或超级杂草的出现,农药也会用得更多。如今的抗虫转基因技术,主要是杀死棉花的棉铃虫。但物种都有适应能力和逃离能力。一旦第一批害虫被杀死,会把遗传信息留给下一代而产生抗体,或直接逃到其他农作物上。如今棉铃虫出现在桃树和玉米地里就是证明。 美国科学家最近发现,当抗虫玉米杀死98%的根虫时,剩下的2%将会变成超级害虫,抵抗能力高于一般害虫,需更多的农药才能杀死。 此外,抗除草剂的作物农药会打更多。除草剂同时喷到农作物和杂草身上,杂草死了,农作物吸收除草剂活了下来,同样在农药的使用上是有增无减。转基因的研发速度永远赶不上生物物种进化和逃离。 还需多做实验检验安全性 湘声报:反对转基因的阵列中,有反转基因技术商业化,有反转基因技术本身,你反对的是什么? 蒋高明:作为生态农业学者,我关注更多的是转基因改变生命结构后的连锁反应、食物链的潜在风险、转基因的污染问题和清除的途径。 对于转基因技术我并不反对,它体现的是国家的科技水平。但是把转基因技术商业化,变成大规模生产我反对,因为这需要更多实验检验其安全性。 湘声报:商业化的转基因品种在生产前,都有大量实验证明其安全性。有专家证明,植入的抗虫基因只是一个蛋白质,并无毒性。且该基因只对碱性胃液的虫胃有穿孔作用,人体胃液是酸性,并无伤害。 蒋高明:我认为这只是个理论推导,不是科学论证。他们的逻辑是,这个是无毒的,所以吃进人体也无毒。但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不能简单推断,需要长期实验证明。 “反式脂肪酸”——100年前西方的发明,能让食物更美味、且更易保存的氢化植物油,其中含反式脂肪酸。直到80年后,才有学者证明反式脂肪酸有引发心血管疾病风险(www.nczfJ.com/)。到本世纪初,各国都陆续将反式脂肪酸踢出食物链。包括著名的“三聚氰胺”,曾也被证明是无毒的,但实践证明对婴幼儿身体有很大影响。 湘声报:有无实验证实转基因食品有害? 蒋高明:科学杂志《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曾发表法国卡昂大学实验室对小白鼠所做的转基因食品实验。结果表明,小白鼠只食用美国生产的转基因NK603型玉米,两年后增加了肿瘤生长的机率,雌性小白鼠患上乳腺瘤,雄性小白鼠发生肝出血、肾病等症状,从而降低了小白鼠的寿命。后来法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建议书,申请停止在欧洲种植该转基因玉米。 虽然实验只证明了其中一种有害,但说明了一个问题,实验要做长久。如果有人不服,可以推翻重做。要用科学论证的方式来说话,而不是理论推导。 湘声报:有专家称美国人吃了20年转基因食品都没有出现事故,并且在2013年,享有崇高荣誉的“世界粮食奖”颁给了孟山都公司(研发转基因种子的行业巨头)。 蒋高明:颁奖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们不便置词。但是美国人吃了20年转基因食品,这个说法不正确。崔永元的纪录片中记录,美国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转基因食品,也有人在抗议生产转基因食品。美国越来越多的食品公司开始生产非转基因食品,贴上“非转基因”或“不含转基因成分”的标签。在美国,大家有选择吃或者不吃的权利。 科学真理不怕质疑 湘声报:转基因农业和传统生态农业的区别是什么? 蒋高明:两者完全不同。转基因技术依靠的是基因的交流,非常微观。转基因作物没有繁殖能力,需要向种子公司购买专门的种子,且农作物产量不算高,主要是能减少人工除虫或除草成本,使得有规模化生产的优势。而生态农业中,物种并没有改造,都是自我繁殖,利用物种之间的天敌进行生态循环,比较宏观。虽然所需人力较多,但却是一种环保可持续的农业模式。 湘声报:“挺转派”常提到一个事实,90年代我国开始引进转基因棉花,如今棉花市场90%是国产转基因品种。相反,一直未允许种植的转基因大豆,在2001年加入WTO后,国内市场被美国转基因大豆侵蚀。他们用“棉花之胜”和“大豆之殇”来证明反转基因只会拖农业产业化的后腿。你认可吗? 蒋高明:说到“棉花之胜”,我并不赞成。转基因棉退化的事件常见诸报端,其产量和质量连年下降。棉铃虫被基本控制后,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等刺吸式小害虫集中大爆发,用药量猛增。我的观点是,关于产业化,是经济手段的问题,不要以此来否定品种。用生态手段同样能种出优质量高的作物。 湘声报:生态农业要投入大量劳动力,这和市场化、规模化经济是否相悖? 蒋高明:转基因大豆能占据国内大部分市场,很大原因是WTO的规则导致。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大豆可进入中国市场。市场上一边是成本高的传统大豆,一边是廉价的转基因大豆,商家当然会选择便宜的。这是为什么传统大豆会失利的原因,并不是品种不好。相反,要振兴国内大豆市场,政府一方面要严格进口标准,另一方面要提高传统豆农的积极性,做相应的补贴。 此外,走市场化规模经济,并不只有转基因技术一条路可走。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崇尚精耕细作,这是我们的优势。没必要追求规模化而放弃优势。 湘声报:方舟子对崔永元的诉讼也在今年立案,转基因论战还在继续,你觉得两派有和解的可能吗? 蒋高明:只有在能证明转基因绝对安全时,才有可能和解。但争议的本身就足够能说明问题,国内外专家都拿不准的事,你敢吃吗?谨慎点有错吗?科学真理是不怕质疑的。

2012年令人担忧,它可能成为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在中国遇到重大危机的一年。大家知道,19世纪火车进入中国的时候,清朝曾有人愚昧到说铁路影响中国的龙脉,鼓动扒铁路、保龙脉。好在那只是一个短暂的、可逆的事件,其后铁道运输为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很大作用,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了望东方周刊》记者钱贺进 | 上海、北京报道

很多人会以为,中国已经告别了扒铁路的愚昧时代。但近年可以看到,其实,在科学技术已经大量改观了全中国面貌的今天,扒铁路的心态并未完全消失,可以借尸还魂。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已习惯进入办公室后就拔掉电话线。否则,种子公司、媒体以及网友的电话会接连不断,让他难以正常工作。

学会计出身的“电视说话大师”郎咸平,对他毕业的国家经济毫无影响、在他出生的台湾没多少听众、在他工作的香港没有市场,却在中国大陆经常发表各种不负责任的言论,迷惑一批听众。对他丝毫不懂的转基因,也敢于发表欺骗性断言。他说广西大学生精子下降,广西种植了转基因作物,所以,是转基因导致中国人出现生殖问题。广西大学生生殖能力下降就是谣言,只有无耻之徒才敢于在谣言基础上再叠加转基因谣言。这种人竟然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陆畅销,是我国社会的悲哀。

49岁的蒋高明发表了许多博文,对转基因技术提出种种质疑,自己也因此陷入争论漩涡。观点鲜明的博文和知名植物学家的身份,也使他成为中国反转基因活动中最知名的学者之一。

一些人把传播谣言,变成了好像在保龙脉的神圣事业,说这是美国危害中华民族的阴谋,他们反对转基因是爱国。

支持者与谩骂者都曾到植物研究所打听他,但这些并未影响蒋高明继续质疑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风险。

在一小批人不断坚持造谣、传谣多年后,2012年,主流媒体终于偏向反对转基因,对转基因进行负面报道。所谓“黄金大米”事件,是2012年的一个转折点。

戴着厚厚眼镜的蒋高明打开电脑,告诉《望东方周刊》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结果:九成多的人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反对转基因粮食在中国商业化种植。

挑起黄金大米事件的,是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中国代表。绿色和平组织,已经放弃了在美国反对转基因,因为美国民众的科学素质使他们没有市场。这个组织转而在中国反对转基因,他们派遣的华人,一群食洋不化的华人,用黄金大米事件,成功地挑起中国主流媒体对转基因的负面报道。黄金大米,不过是产生维生素的大米,如果没有对转基因的妖魔化,单纯说检验维生素,没有媒体会关心,也不能挑动民众。大米试验经过哪些程序,我们现在不清楚,因为参与的官员和科研人员,都被吓坏了,有些人极力摆脱干系,好像真是在检验毒药,而不是检验维生素。绿色和平组织的这些华人雇员,在转基因事件中,扮演的是“黑色恐怖组织”的作用。希望他们梦醒,不要继续危害中国。

蒋高明说,令他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名流正对转基因商业化种植表达质疑。“这令事件一步步接近真相,站在我们这边的人将越来越多。”他对此充满自信。

在反对转基因的积极分子中,没有一位是分子生物学家,出场的生物学方面的人蒋高明,是做传统学科的。媒体经常说他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外界误以为他是植物所的第一号科学家。其实他只是植物所众多课题组的组长之一,而且在研究所前几年的评估中名列倒数第二,因为他自己的本职工作做不好,频临处理的边缘。蒋高明在所外进行的活动,并不代表植物研究所,更不代表中国科学院。

十余年前局限于专业领域的小众学术问题,是如何发酵,并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的?

另一种反转基因的人是逢方舟子必反的人。我不是说方舟子的所有观点都是对的,但在生物学方面,方舟子的文章是严谨的。只是因为逢方必反、而反对转基因的人,是性格严重缺陷。

在有害、无害的辩论之外,这也是一个令中国科学界和政府主管部门反思其行为方式的过程:既然旨在造福人类,转基因技术为何遭遇蜂拥而至的质疑?

不懂科学的顾秀林等少数固执的人,更不懂转基因,而敢于胡乱批判,辜负了人们对她父亲顾准的尊重。

美梦还是噩梦

还有一些不懂科学的高干子弟,多次给中央写信,以谣言为基础反对转基因,导致各级官员害怕与转基因有关。这种作为是利用他们父辈的影响做他们父辈不耻的事情。

2001年底,一本叫做《美梦还是噩梦》的书传入中国。

还有一些人以为政府支持转基因,在目前对政府不信任的社会风气中,反对政府的作为。他们不能或不敢反对政府做的很多事情,但转基因不是哪个官员的政绩,要反对很容易,所以这些人以反转基因扮演小群民众的英雄,并不是为国家、为民族负责,而是他们在自己不懂的领域出风头。

它入选了当年《中华读书报》和《牛顿科学世界》举办的年度“科普图书奖”。而后来,方舟子称其是“一本站在反科学兼伪科学立场攻击遗传工程的着作,有违科普图书评奖不得混入反科学、伪科学着作的底线”。

还有一种人最奇怪。乌有之乡之类的极左派号称热爱毛泽东主席。但是,大家都知道,毛主席从来不反对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他积极支持中国发展和应用新技术。即使在极左横行的文革期间,中国也推广了一些现代科学和技术,比如无线电,没人说无线电是美国发明专门用来对付中国的工具。

《美梦还是噩梦》引发了中国人关于转基因的第一场公开辩论。

我虽然不做转基因食物的应用工作,但知道。我当然敢吃经过批准的转基因食物,如果美国原创黄金大米的公司给我,如果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说其他转基因食物可以用了,我都愿意吃。

作者是英籍华人侯美婉,2000年曾主持起草过一封致各国政府的反转基因公开信,向全球科学家征集签名。她当时是英国自由大学的高级讲师,从事遗传学、进化和有机体支撑系统物理学科研。

反对转基因的势力,从少数偏执者导致全社会的问题。全国的官员现在多数都很怕和转基因沾边,更不敢批准转基因动植物。

出版于1998年的《美梦还是噩梦》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人和动物存在潜在危害。比较重要的是,它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对转基因作物的争论。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科研人员开始不积极做、不好好做、不敢做转基因的工作。因为即使他们做好了,官员也不敢批准,他们的成果就没有用处。

“科普图书奖”一经公布,《科技日报》、《中华读书报》等科技、读书类媒体先后刊发对《美梦还是噩梦》的书评,褒扬、贬斥之声兼有。

美国的转基因研究和产业没有愚昧、偏执和骗子的阻力,会继续快速发展。而我国在不良势力影响下,可能更加落后。如果这样,那么将来我们将更依赖美国的技术和产品。我们的大豆都不如美国的价廉物美,需要大量进口。如果以后还有更多转基因改良的农作物、畜牧产品落后于美国,那么,我们也要从美国进口。那么反转基因的势力最终起到的作用,才是他们贴其他人标签的“卖国”。

其实,这本书中,并未过多涉及转基因是否有害的判断。作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科学不能脱离道德,有“好科学”与“坏科学”之分。这大约与西方社会对克隆技术的争论相当,涉及科学伦理范畴。

铁路是百年前发展的必需,虽然人们当时就知道其副作用:成本、噪音、污染。但人们很快能做出理智的判断。

当时参与《美梦还是噩梦》之辩的,多是来自科学、哲学圈的人士。

转基因是一百五十年来生物学发展的最重要技术之一,是现代生物产业的支柱之一。它已经开始改变农作物的生产,进一步的发展将更广泛地改变农业、畜牧业和制药。中国在技术上已经落后,必需急起直追。今天中国大豆大量进口,中国大豆在产量、质量和价格上都不如美国。如果中国坚持不研究、不应用先进的转基因技术改善其他农作物的生产,中国势必将大量进口更多的美国生产的、转基因的产品。

不过,2004年的一则评论则直指这场辩论的核心,也像是在给科学界“预警”---今天的科学家再也无法指望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研究生活。

美国领先的技术已经在美国和多个国家推广。中国人,大多数也已经食用美国转基因农作物的产品。造谣美国生产转基因危害中国,是小国岛民式的自作多情。美国迄今没有针对中国设计农作物,美国的转基因是首先自己先应用,自己领先,中国是没有本事自给自足大豆,才被迫进口美国的转基因大豆。

来自科技媒体的评论者、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微博]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博士吴燕评论说:科学与技术事件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政治生活反过来也正深刻地影响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公众的知情选择在科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要使公众投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票,公众理解科学成为必要。

转基因产品是否有副作用,是可以检验、也应该检验的,而不是不能检验的。有些人故意用龙种的谣言,目的就是说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无法检验,要几千年后检验,这是无稽之谈。没有一种食品经过几千年的检验,要按反转基因只要口头造谣就可以,那可以编造说中国人创造性缺乏是吃多了大米。转基因的安全性与应用的DNA有关,是可以检测和预见的。

事隔近十年后,吴燕对《了望东方周刊》说:“因为这不仅是实验室的技术性问题,它的商业化推广将极大地改变公众的日常生活,种植者、消费者都是受影响的人,都会关心转基因,都有资格提出意见,无论怎样,首要的是知情权。”

反转基因导致目前的局势,做的人继续做,监管的人不想管,审批的不敢审批。以后,如果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出现,可以提高作物产量、减低生长成本,中国的农民并不会因为政府没有监管机构而不用,他们将照用,偷偷用。这样,反而无序化。

在她看来,《美梦还是噩梦》并不是一部简单的科普书,因为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于要普及多少科学知识,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它对于科学活动真相的揭示,虽是一家之言,但其立场有启发性。

转基因应该非政治化,回到科学技术内部。在各级监管机构有适量社会代表,进行理智讨论和规范化,建立监管审核规章制度,促进和保证安全的转基因技术发明、应用,才有益于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推广、应用,使我国不错过一次技术革命,更不能因为一小群极端偏执的人,在缺乏毛泽东、邓小平等权威的官员怕事时代,绑架全社会,导致几十年后中国进一步加大对美国的粮食依赖。

《美梦还是噩梦》掀起的风波已逐渐消退,而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中国的宣传,又掀波澜。

饶毅中国知名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前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绿色和平”频频“揭黑”

“绿色和平”是一个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北京、广州设有联络处。

2002年,“绿色和平”宣称在香港的食品中检出了转基因成分。

“绿色和平”农业项目部主任张菁告诉《了望东方周刊》:“我们从2002 年发布《转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的综合报告》开始,一直关注转基因作物在中国的发展动态。”

“绿色和平”至今已发布了23篇转基因在中国的调研报告,几乎每篇都能刺激公众神经。

特别是2005年初,“绿色和平”4次到湖北调查,在武汉、荆州境内发现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抗虫汕优63”,并证实这种稻米已流入武汉、广州的大米市场。这一调查结果当即掀起轩然大波。

最终由农业部派员调查,销毁了非法转基因大米和种子。之后几年,农业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多次派员调查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的情况。

此时,“绿色和平”的转基因调研报告已经出到了第八篇。

最新引起轰动的是2012年衡阳“黄金大米”事件。同时,“绿色和平”也曾调查过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的背景。

他们发现,2005年湖北“抗虫汕优63”的稻种来源于湖北“松滋兴农”种子公司。而该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教授有关:有个科尼公司专门搞转基因,张启发是科尼公司的CEO,科尼委托“松滋兴农”制种。

张菁说道:“我们无意针对个人,而是针对转基因本身。建议科研单位能否从专业角度关注转基因可能的危害,而不只是宣传转基因有多么好多么优良。而这可能是公众最想了解的。”

经过一系列事件,中国人心目中开始有了“转基因食品安全未定论,并已在我们身边”的印象。

“绿色和平”的“反转”运动,没有激起学界的公开回应。

2006年,方舟子称“绿色和平是伪环保组织”。

“反转基因事业尤其要感谢方舟子,他是社会名流,有着科技打假的桂冠,他的加入将转基因变成社会热点,成也方舟子,败也方舟子。”蒋高明说,由于方舟子的公众身份,把转基因的话题持续带入公众视野。

“人民的力量”

2010年4月,“绿色和平”与方舟子在凤凰卫视[微博]“一虎一席谈”中狭路相逢。

方舟子拿出一份联合国[微博]世界粮农组织的报告,念道:“生物技术有助于解决粮食危机等困难。”

“绿色和平”时任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媛楠辩驳说:“相同机构也出了别的报告,转基因技术并非解决未来农业最好的办法。生物技术包括很多种,我们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我们担心的是,在技术前景尚无定论的情况下,是否该把主粮推到危险的境地。”

中国转基因管理审批流程也是双方辩论的焦点之一。罗媛楠质问:“整个审批流程中消费者的声音在哪里?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信息公开出来,消费者很难接受某几个科学家的权威。”

方舟子回应说:“这个流程沿用了国际惯例,如此专业的流程,普通消费者参与起不到什么作用。普通食品药品都是这样的。转基因更严格,杂交水稻没有这些流程就上市了。”

方舟子话未说完,现场已满是晃动的“反对牌”。主持人胡一虎找到一位举赞成牌的女生,问她为何赞成方舟子。女生欠身说道:“不好意思,我拿反了。”

对于这次看起来略显下风的辩论,方舟子曾在博客中专门提及:这回观众素质差,绝大部分显然是“绿色和平”等团体的人有组织地找来的他还说,在他讲话时,背后一个人不停地用指头戳他背部,要往他背上贴美元标志。

两年后的“黄金大米”事件中,有媒体询问方舟子的看法,方舟子说:“这是验证维生素有效性的试验,无任何安全风险”,“联合国支持的人道主义项目,已有12年的历史,由于绿色和平组织等反科学组织的阻挠,推广受到影响”。

在2010年的那次“一虎一席谈”现场,方舟子的“战友”还有中国农业大学[微博]食品科学学院院长罗云波。开场时,他以低调恳切的语气介绍了两大段转基因的基本常识,被主持人称赞专业。而随着节目的推进,双方很快进入唇枪舌战,方舟子成了支持方的主辩。

这天现场,也有一位观众引人注目。“先是做自我介绍,引来一阵掌声。”方舟子后来在博客上说,“ 揭露我有关Bt蛋白安全性的说法是误导观众,声称他有很多文献表明Bt蛋白对人体有毒性,并举了几个研究为例,显得很专业的样子。”

这位观众是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王月丹。他对这期节目的深刻印象在于“第一次亲身感觉到了人民的力量”,他回忆说:“我很开心,因为我是一个很虚荣的人,第一次听到那么多人支持和赞成我,我很高兴”;“节目的最后,有位年轻人说,不应该把社会活动家王月丹说的话,当做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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